20世纪8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认为天球瓶“始于明代永、宣时期”。1993年，耿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指出天球瓶出现于永乐朝，郑和下西洋带回了产于古波斯雷伊城（今伊朗）的“苏尼勃青”色料（即“苏麻离青”），为景德镇烧制独具特色的青花瓷提供了物质基础，器形和纹饰受西亚文化影响，“如永乐青花水注、无挡樽、花浇、卧壶及天球瓶等，就与古代波斯陶器的造型、纹饰有很多相似之处”，“与波斯文化中较早的金、银、铜、玉及陶器造型接近”。耿先生著作中未收录永乐天球瓶实例，详细解说见于宣德朝部分，指出天球瓶“胎体厚重。圆口，其颈短粗，上阔下敛，硕腹大而扁，砂底微凹。青花器绘以海水龙纹或缠枝莲纹等，较永乐器纹饰略为粗放。一般署款于口沿下或肩部，也有少数无款器。后仿的同类器，颈长腹圆”。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陆明华先生也认为天球瓶出现于永乐时期。陆明华对永宣时期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进行了溯源，找到永乐瓷卧壶，宣德瓷执壶、无挡樽（器座）、八角烛台、折沿洗、花浇、连盖豆等瓷器的原型金属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学者持永乐说，出版物中将一只无款青花穿花莲纹天球瓶（图一）定为永乐朝，认为“此天球瓶为永乐官窑所制，胎质洁白细腻，白釉泛青。蟠龙是指身体屈卷成涡状，或指尚未升天的龙。此瓶画一回首穿莲的三爪行龙，威武雄猛，阔步奔行”。
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肃良在《明代官窑瓷器鉴定》一书指出，天球瓶是“受到外来风格影响的器型”，“其形为小口，口颈相连，腹部硕大如球，平底，是仿造叙利亚同式瓶烧制的，伊朗的阿迪比尔寺庙收藏有天球瓶一件，颈肩之间有双耳，而永乐、宣德之天球瓶只见之于青花瓷器，而且均没有双耳，纹饰也以缠枝花卉、云龙和海水龙纹为主”。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著名陶瓷学者余家栋先生在《江西陶瓷史》中，将天球瓶列为宣德朝的品种，永乐朝一节并未提及。
知名陶瓷行家陈连勇认为天球瓶“最早创烧盛行于明朝宣德时期（1426-1435），有高42厘米和46厘米左右两种规格。……有青花和青花留白暗刻纹饰两个品种”，“器形源于中东叙利亚铜器，是用来盛水的器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土耳其托布卡帕宫所藏宣德青花龙纹天球瓶上被安装上龙头和盖子可以得到证明”（图二）。他还强调，“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天球瓶在明朝只在宣德时期生产，宣德以后的明朝历代不仅没有生产本朝的天球瓶，甚至连仿造宣德的天球瓶都没有，究其原因，恐怕只有综合国力和陶瓷烧造技术水平以及海外市场需要这三方面的综合原因”。
也有持天球瓶器形源自中国本土，而非外来之说。
其一是马家窑、汉代陶器说，认为明代天球瓶与马家窑彩陶、汉陶有传承关系，“中国天球瓶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时期。马家窑陶制彩绘天球瓶、西汉灰陶蒜头天球瓶、东汉青釉弦纹天球瓶的出现证明了这一事实”；其二为宋代说，认为天球瓶的器型始于宋代，但均未提供具说服力的实物和文献证据。
值得重视的是，2018年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陶器，有两件细颈壶（图三）造型与永宣天球瓶接近。若将天球瓶的器形溯此，时间长度超过两千年，其间缺乏实物和文献依据。
瓶、罐、盘、碗等器，有的造型绵延数千年。然而，特定时间段里的器形，更重要的还要考察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不同朝代器物的造型一般都有差异，即便学者常说的“元末明初”“永宣不分家”“空白期”“明末清初”等难点，经学者们的努力，断代难的问题慢慢被解开。
永乐款瓷器仅见“永乐年制”款压手杯（图四）。若因永乐款天球瓶缺位，就断言天球瓶创烧于宣德朝，如此泾渭分明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多数学者倾向于天球瓶创烧于永宣时期，这种保守是学术研究的谨慎。永乐朝其他艺术门类瓶的造型，或许可以拓宽思路，如大英博物馆收藏有造型近似天球瓶的漆瓶（图五），磨口，刻有“大明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双款，区别之处在于漆瓶的直口为竹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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